老知青们是否还记得她？
农民没有工龄，但知青有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有个叫萧芸的知青，冒着风险，替我们作了呼吁。我没有只言片语的贡献，却坐享其成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记住这位大姐的名字，以及记住与此相关的人和事。
1982年10月，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，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。
此信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，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。
1988年6月，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。
这年9月，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，从此8000万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。
后来，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“知青福音书”。
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，她的人生历程颇富传奇色彩。
她嫁给了大队支书的弟弟
1949年9月4日，萧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，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，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，母亲则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，解放后在湘潭教书。
1957年，萧芸的父亲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不久被送去劳教。1965年7月，萧芸报名上山下乡，与89名知青来到湖南湘潭县姜畲镇，组建了湘潭姜畲知青茶场。
1968年12月31日，知青茶场解散，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——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。
萧芸认识了一个叫李开彦的人。他是大队支书的弟弟，比萧芸大两岁，南昌航校毕业后分配在株洲320厂。
支书家里想为他找个对象，他们相中了萧芸。
萧芸对他的条件还比较满意，同时她也想找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人。
可是谈了三年，两人只见过两次面，有一次，公社开批斗会，凡是五类分子、右派子女等等都被通知参会。
支书母亲闻知，悄悄地对萧芸说：“你今天在家种菜，我去开会。”
老婆婆果然到会，并坐在五类分子中的第一排。
公社书记见是支书母亲，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坐在这里？”
婆婆说：“我来替媳妇挨斗。”
书记说：“你媳妇是谁？”
婆婆说：“是萧芸。她犯了什么罪?我替她挨斗，要打要杀，随便来。”
书记连忙上前，将她扶起，并连声道歉。公社干部几乎人人都认识她。她是“红色堡垒户”，干部下乡，常在她家搭伙吃饭，公社书记批评发通知的干部，说他黑白不分，怎么抓到书记家里去了？遂叫他将支书母亲送回村里。萧芸真的由此躲过一劫。
萧芸去乡中学当了民办教师。第三次见面时，她与李开彦到公社领了结婚证，举行了婚礼。没有人再来骚扰她。
1977年，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她成了一位母亲。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，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将这一平静打破了。
插队时期的萧芸
回城，冒险写下“知青福音书”
1979年7月中旬，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，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。在此之前，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，但都石沉大海。这回，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。
然而，她拆开信一看，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。
里面附着一张表，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。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，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。
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，萧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。
那时，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象。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，但在工资级别、住房分配、福利待遇上都得从头开始。
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，有的像萧芸一样在农村成了家，如今拖儿带女，身无长技，干的是最差的工种，拿到手的工资也最低。
这些大龄知青因下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，也失去了青春的浪漫，现在连工龄还得从零计算。
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了吗？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“蹉跎岁月”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了吗？
湖南省湘潭县的部分知青在萧芸家里议论纷纷，后来知青们对她说：“萧芸，你有见识，文笔也好，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，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。写好信后，我们都签上名，如果闯了祸，你坐了牢，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。”
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，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，但现在要她执笔写这封信，她不能不有所顾虑。后来她还是同意了。
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，她经过深思熟虑，几易其稿，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“知青福音书”的信。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原文：
各位领导：
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、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。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，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。在农村，我们日复日、年复年，泥水里滚，汗水里泡，一干就是十多年（最长农龄达15年）。在党的政策召唤下，我们流着热泪回到“娘家”。
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，“上山下乡”成为了过去，并即将被遗忘。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，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，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，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，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，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“蹉跎岁月”，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、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，我们8000万知青在农村，在边疆，自食其力（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，争穿用），身居茅棚（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），荷锄掮担（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）。粮棉油里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？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、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若不如此，国家又会是何模样？这些看不见的、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，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。
令人费解的是，在城里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，家属、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、临时期算工龄，而作为有组织、有号召、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———下乡知识青年的“农龄”却被一笔勾销了，这点我们无法理解，也不能忍受。
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，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，几乎都是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，中国有句俗语：“不使老实人吃亏。”我们希望，国家在调整低工资、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，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，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，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，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，不至于永居“第三世界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要使“下乡吃大亏”论无立足之地。我们真诚地希望，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“福音”。
此致
崇高的敬意
湖南省部分老知青
执笔人：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
1982.10.7
信的落款本是“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”，但当萧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，有人却露出了迟疑之态。萧芸看着绕了一圈一个名字也没签上的信，一下子傻了眼。
当时人们担心因此而惹祸上身。但信既已写好，有好些句子大家都能熟背下来，如果有人去报告，她照样推脱不了“罪责”。
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。萧芸干脆就由自己冒一回险，她把信的落款改为“湖南省部分老知青”，加上“执笔人：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”。
写好这封信后，萧芸又做了三件事：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，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；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，又添了几斤毛线，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；三是找丈夫坦言，如果出事了，让他马上提出离婚，以免受到株连。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信虽然已经写好，但寄给谁呢？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《美育》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，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。
此后，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。潘运告接到信后，认为信中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且带有普遍意义，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，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。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辞，加盖了鲜红的印章，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。
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，派专人坐飞机到京请胡批示，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，飞呈胡的案头，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“六年两千件”中的一件。
1983年元旦刚过，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。一进门，信访办主任就问：“你给省里写过信吗?”
“嗯。”萧芸点头。
“写的都是啥内容？”
“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。”
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，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：“你真有两下子，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，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，胡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，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。”
听到这里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。
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。
随着上山下乡那一段历史远去，很多生动的知青故事逐渐被遗忘！但对每一位知青来说，这是我们最鲜明的人生体验，我们要铭记、写下、传播我们的知青故事！
感谢萧芸这样有勇有谋又有心的优秀知青，感谢她为8000万知青队友作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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